而矾红器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，都作为红釉当中的重器，非常受重视。
督陶官郎廷极带来了传统红釉的突破，到后来烧造那批红釉的窑口被称作“郞窑”。诸多红釉器如“胭脂水”，“珊瑚红”，“祭红”，“豇豆红”，“抹红”纷纷出现，其中最尊贵的“宝石红”，被大家称作“郎红”。
与之相对应的，就是矾红的重要性一天不如一天。
然而这种情形在清末却又得到了一次小小的改变，光绪年间，矾红瓷器在民窑当中再次获得了突破，很多窑口能够用较低的成本，以铜釉为材料，烧造出颜色接近“鲜艳”的矾红瓷器，品质虽然不如宣德“宝石红”，却也比之前“珊瑚红”的宫墙色要更加偏近红色一些。
配上白瓷的底子，就显得非常的喜庆了。
这对帽筒器口就是同末光初那个年代的经典代表，器物口沿还描了金，金口下方是一圈如意晕头，之后是折枝花叶纹，蝙蝠纹，福字纹，寿字纹。
镂空的孔是海棠花纹的，孔口外还描了边。
所有的这些图桉又是用缠枝莲花纹给勾连起来的，“福寿连绵”的寓意，那是要多好就有多好。
唯一的不足就是底款的六字篆书“大清雍正年制”，倒不是说底款彷得不够好，而是雍正年间压根就没有这样的器型，两相结合一看，就感觉写底款这位笔力虚浮，不够健劲有力，似乎透着一股子心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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